从五分钱到平均50元一张戏票，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不少波动时期，每一回都与政府出台的政策有着紧密的关系，而这些转变最能直接体现在票房收入上，看懂了这些数据的演变，也就了解到市场生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民国时期，因为票价从4角到一元不等，比日常用品还贵，所以看电影并非普罗大众的消费。1949年政权易手，共产党上台成立新中国，主张通过电影灌输国家意识形态，把票价统一到几分钱的水平，造就全民看电影的习惯。到了改革开放后引进市场机制，才逐渐发展成为目前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71年来每一部创下票房纪录的电影，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缩影。背后包含了各种政策的考量和人民生活的息息相关。这里头大约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让我们看清楚中国电影市场是如何一路在演变。
从建国到文革（1949 – 1966）的全民看片
共产政权上台后，电影局归文化部管辖，负责供应与发行影片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只有10%的观众是在戏院观赏电影，90%的民众则是通过各级放映队的流动放映看到电影，这些放映队会到全国各地的乡镇进行数百至上千人的露天群众放映活动，民众只需不到一角钱的消费就可以入场看电影，所以这个时期几乎全民都是电影观众。放映队会记录每次放映活动的出席人数和收入，以便向上头汇报，所以当时的数据非常详尽。1949年的放映总收入是500万，平均票价1角钱，意味着全年达到5000万观影人次。此后在国家机构的推动下，电影票价一路降低，观影人次则不断提升，到了1966年，票价虽然只有6分钱，票房却达到2亿7100万，观影人次高达46亿，以当时中国7.35亿的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年看6.5部电影。
这段期间出品的电影被称为“人民电影”或“红色电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一体化的发行制作，以呈现社会主义的政策为主，完全推翻了电影在民国时期的市场定位，成为共产政权的宣导工具。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包括批判旧社会体制的民间故事《白毛女》，1951年首轮放映时票房600万，上映15年内累积1.8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另外还有首次票房突破1千万的《渡江侦察记》（1954）、突破2千万的《护士日记》（1957）、突破2亿的《雷锋》（1964）。在文革运动发生前的1965年，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名为《地道战》的抗日战争片创下史上最多观影人次的记录，首轮放映就突破2亿人次，再通过日后无数次的重映累积26亿观影人次，至今依然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多人观赏过的影片。
文革时期（1966 – 1976）的空白样板戏
堪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摧毁无数文明建设，还直接压制电影的文艺创作，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样板戏”政策的推行。文革时期禁止放映1949至1966年间制作的「十七年」电影，取而代之的是作为表现当时政治立场的八个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样板戏要求创作者根据一个公式拍摄，不得越轨，否则就会受到批判。文革时期的电影不但内容被钳制，连放映和票房数据都遭受破坏而大量流失，形成一个空白期。
改革开放（1977 – 1992）的市场转型
文革结束后迎来观影潮的爆发，被压抑了整十年的观众进行报复性的观赏，不管是国产电影还是从其他共产国家引进的片子，放映时都出现人满为患的情景。最高峰时期是在1979年，因为「十七年」时期的电影获得解禁，全年发行的电影被推高至433部，结果那一年的观影人次达到293亿的历史高峰，对比中国当时9.69亿的总人口，全民平均看片28次，每天有8000万人在看电影，仿佛大家都没别的事可做。当年的平均票价不到五分钱，全年总票房却有12.56亿，并且诞生了史上首部票房破亿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其后有6部电影先后打破票房纪录，依序是1982年的《喜盈门》、1983年的《白蛇传》、1989年的《开国大典》、1990年的《妈妈再爱我一次》、1991年的《焦裕禄》和1992年的《周恩来》，后者创下的2.7亿票房，直到6年后才被进口片《泰坦尼克号》（Titanic）打破。
这个时期的中国虽然已经迈入改革的步伐，但电影依然遵循旧例，由国家拨款给文化部，文化部再拨给国营制片厂，按照指标完成拍摄的电影数量，再把电影按照统一的价格卖给「中影」和制片厂所在的地方政府负责发行。由于电影是统购，所以没有分账制度，无论电影好坏，制片厂的收入都不会改变，钱都给负责发行的单位赚走了。不过这些钱都没有乱花，中影赚到的盈利都要还给文化部，然后再重新拨给制片厂，让资金不断循环。而地方政府赚到的都用在修复文革时期被破坏的文化建设上，并没有多余的资金回馈电影行业，导致制片厂面对财务困难。文化部后来把电影的统购价从70万提高至90万，才纾解了制片厂的困境。但是这回轮到负责发行的中影吃不消了，只能靠进口片维持盈利。最终政府在1984年让制片厂转型为企业单位，自负盈亏。於是大批电影人开始向银行借贷拍片，那些把艺术放在第一位的无惧亏损，开拍了不少佳作，陈凯歌的《黄土地》、吴天明的《老井》、张艺谋的《红高粱》都在这个时期展露头角，在国际影展频频获奖，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电影。这种不计成本的借贷拍片模式，很快就产生危机，加上当时电视开始普及，观影人次逐年递减，最终连西安电影制片厂这样的大厂也承受不了亏损，厂长吴天明被逼在1989年引咎辞职，其他制片厂也开始转拍娱乐片来还贷。
电影市场化（1993 – 2002）的票房挑战
眼见制片厂举步维艰，中国政府再度出手，1993年初宣布，允许制片厂自己发行电影。这一招果然一举两得，可以发行意味着制片厂可以在票房分账，不再依靠卖片获取收入，同时还可以和海外资金合拍，找明星演出，像《霸王别姬》、《活着》都是当时和香港电影公司合作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影的发行压力被分担后总算可以大展拳脚，很快就投资美国华纳兄弟开拍的《亡命天涯》（The Fugitive），1994年在中国上映时成为史上第一部进口分账片，并以2580万刷新进口片的票房，但三个月后就被成龙主演的《红番区》以9500万改写，然后被阿诺的《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以1.02亿打破，成为首部票房破亿的进口片。短短半年之内翻新了三次记录，可见市场在改制后的火热程度，这些记录最终在1998年被现象级的大片《泰坦尼克号》以3.6亿取代，一次过登上中国最高票房宝座，并且维持了11年。
在制片厂加入发行后，市场的格局起了变化，排片资金提高了，票价也提升至4元一张，到了《泰坦尼克号》在1998年上映时，最高卖到40元一张。然而在资本抬头当儿，电影业开始面对更大的敌人——盗版光碟。整个市场在1999年跌到谷底，全年总票房剩下8.1亿。国内的制片厂也不时面对票房瞒报、回款缓慢、与合拍方发生分账纠纷等等问题，市场化后的电影业充满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就在这个时候，张艺谋执导的古装大片《英雄》带来转机，此片在2002年上映时，一举创下2.5亿人民币的纪录，占了全年总票房的四份之一，成为市场改制后首部票房破亿的中国国产电影，结束了进口片统治市场的局面，从此拉开华语商业大片的帷幕。
民营资本抬头（2003 – 2009）的强心针
2003年开始，民营资本被允许进入电影制片领域，彻底改变中国电影的生产模式，进一步淘汰国营制片厂跟不上时代的运作。虽然一开始会出现煤矿老板丢钱乱拍片的现象，但来自民间的注资还是给电影业打了一支强心针。由于民营公司比国企更了解市场的操作，资金运用得更为灵活，最终由华谊兄弟带头，在2009年成为首个上市的电影公司，充份展现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实力。同一年内，《泰坦尼克号》保持了11年之久的最高票房纪录终於被另一部进口片《变形金刚2》（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以4.04亿打破，不到三个月又再被灾难大片《2012》提升到4.52亿。另一方面，中国与香港在2003年签订CEPA协议，合拍片获得更有规范的保障，吸引了大批香港电影人进军中国市场，让资金达到更大的融合，为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打好起飞的基础。
黄金十年（2010 – 2019）的井喷式起飞
中国电影市场71年的发展史，就以这十年最具代表性。从2010年度票房首次突破百亿开始，每一年都保持双位数的增长，直到去年创下642.6亿的巅峰，都没有停下脚步，最终造就了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诞生。这段时期的电影打破票房纪录变成常态，10亿级别的电影开始涌现，首先是《阿凡达》（Avatar）在2010年以高达13.4亿的票房刷新历史记录，《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接着在2014年把记录提高至19.78亿，一年后又被《速度与激情7》（Fast & Furious 7）的24.27亿取代，三个月后轮到国产玄幻片《捉妖记》把记录翻新成24.4亿，终结了进口片的垄断。2016年周星驰的《美人鱼》以33.92亿更上一层楼，最后在2017年被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2》把最高票房暂时定格在56.79亿。如今全中国有超过1万2千家影院，6万多片银幕，数量称霸全球。观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产片近年凭口碑赢得票房，质与量渐渐同步。在一片盛世中，越来越多电影公司寻求上市，电影票房成了推动股价的利器，导致票补、幽灵场、买排片等各种推高票房的手段出现，阴阳合同事件也进一步暴露市场的税务问题，但这些都是市场化必经之路。所幸目前的票房监管越来越严谨，只要合理使用票房数据，它依然是反映电影行情的权威指标。
